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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西安事变数据库
3、西安事变论文
何步兰 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迅速介入了这一事变。1936年12月13日，苏联电台播发了《真理报》、《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报道。14日，《真理报》发表了社论。16至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副委员长斯托莫尼亚科夫及回到其国内的驻华大使鲍戈莫洛夫，连日接见了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①。16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敦促”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19日，苏联驻中国的代办司皮礼瓦尼克代表苏联政府发表了正式声明②。蒋介石获释后，27日，苏联《消息报》又发一社论③。足见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敏感与重视。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究竟如何呢? 一、1936年12月14日，《真理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说：“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同时发表《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说：“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说张学良“在外国主子的授意下，竭力在中国制造新的有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混乱局面”④。同一天，《消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也完全歪曲事实真相，维护蒋介石国民党，说什么“去年就已形成了中国各派社会力量围绕南京政府的形势；南京政府尽管以前它动摇、退却……它犹豫和反对统一战线运动，可是现在它已经表现出愿意和领导抗日”。《国际通讯》等共产国际刊物，不断地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在何应钦打起“讨逆”旗号，命令中央军开赴潼关，派飞机滥炸渭南、赤水车站时，《国际通讯》却称赞南京“讨逆”是值得赞扬的形势变化，称蒋介石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制止这一惩罚性的征讨”⑤。直到蒋介石被释放时，《国际通讯》还说：“叛徒张学良在陕西的叛乱已经可耻地结束了，这是导致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日本阴谋的真正失败。”⑥ 为什么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如此歪曲西安事变真相?为什么张、杨的爱国行动被他们斥责为叛逆行为?为什么显而易见的要求抗日的行动反而被他们诬蔑为亲日分子的阴谋?究其原因，是因为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因1934年10月上海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而中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驻赤色职工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肩负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使命回到瓦窑堡。在林育英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摆脱了王明“左”倾错误的束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会议经过长时间讨论，作出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从而确定了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⑦。这个方针与苏联正在谋求建立的远东地区的抗日(防日)统一战线是大相径庭的。 众所周知，自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苏联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到1936年前后，这种形势尤为严峻。在欧洲，希特勒正疯狂扩军备战，妄图消灭苏联，称霸全球；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不但想把英美的势力挤出远东，而且要对苏联造成威胁。1936年9月18日《真理报》刊载署名E·约翰题为《在占领者的铁蹄下》的文章说：“从荒木万寿夫(日陆军大臣)及其同伙的挑衅性言论中，从关东军一系列挑衅行动中，以及日本加紧扩建在满洲和北朝鲜的战略基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在大陆的，第二步就是攻击苏联的远东地区。”⑧当时的英美切盼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而苏联则期望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的高堤大坝。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更使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基于苏联免遭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考虑，决定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策略是联合各国当权的政府和有实力的人物。在中国就是要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屈居在国民党政府的周围，拥戴蒋介石，组成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正在全力注视西方，实无力与日本在远东周旋。苏联深知若支持张、杨，岂不说明苏联在远东策动抗日，日本焉能放过?且当时正因渔业废约之事，日本对苏联表示不满，日军人对德国又素较亲密，苏联岂能因不足齿数之张、杨，而与日本新起误会?如若西安事变为日本乘机诱导，形成中国政府联日的局面，则将在远东构成对苏联最大的威胁。显然，苏联政府虽不赞助蒋介石反共，但却更惧蒋介石联日。正是基于这样缜密的考虑与权衡，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才作出了对张、杨的“兵谏”行动讳而不彰的抉择。 但是，无论是对西安事变的贬斥，或者是对张、杨爱国行为的谴责，丝毫也改变不了“双十二事变的本身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这个正确结论⑨，相反却证明了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当时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指责是错误的。 二、西安事变发生后，如何处置蒋介石呢?这是举世瞩目的问题。主张杀蒋者有之，主张放蒋者有之。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主张释放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则经历了“审蒋——保蒋安全——释蒋”这一发展过程。苏联有人至今还以苏联“倡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释放蒋介石”⑩而自誉。其实，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同是主张释放蒋介石，但在出发点及其意义上是迥然而异的。 如上所述，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及希特勒1933年执政以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欧洲和远东相继出现的两个战争策源地甚为关注。为维护世界和平，更为本身安全计，苏联一方面在国际共运的内部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另一方面积极转变策略，加紧与其他国家执政党领袖的联系。在对华政策上，把支持中国共产党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政策改变为安抚、联合蒋介石以牵制日本的政策。 为了实现“联蒋抗日”或“靠蒋抗日”政策，苏联政府在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的1934年，就开始同南京政府进行秘密接触，以求改善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1934年10月，正当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长征的时候，奉蒋介石之命访苏的特派代表蒋廷黻于10月16日在莫斯科与斯托莫尼亚科夫进行了亲切会见。蒋廷黻十分担心苏联怀恨蒋介石前几年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劳动人民的罪行，影响他这次使命的完成，于是转弯抹角地探询“在众所周知的紧密合作时期之后，1927至1929年期间曾有过一段令人遗憾的断交阶段。而在这个关系破裂的时期恰恰是蒋介石在中国执掌领导权。这一因素会不会对苏联政府产生影响?蒋介石本人会不会成为中苏恢复友好关系的障碍(11)?”斯托莫尼亚科夫听后马上表示：“我无意回溯苏中关系的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的政策不是以回忆和感情为指导的。在确定我们同今日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在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当然绝对不会从过去的回忆和感情出发，而是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地希望发展和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把他(指蒋介石)看成是对我国友好的国家的领导人，对他怀有与其他友好国家领导人同样的尊重之情。任何个人因素，任何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这一立场产生不良影响。”(12)蒋廷黻对这一回答十分满意，当即表示“万分感激”，并称“将毫不迟疑地将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本人”。这次秘密会谈后，双方加紧了改善关系的步伐。1935年1月，当中央红军摆脱敌军围堵，占领遵义城，并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时候，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又在第七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苏中两国之间的正确关系对两国和普遍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要以满意的心情接受中华民国政府关于恢复关系的建议，这必将推动我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13)在这位苏联领导人作出上述讲话后不到10天时间，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便奉蒋介石之命拜访了苏联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通知苏方：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近期即返回莫斯科。1925年10月9日，即南京政府任命蒋介石兼西北“剿匪”总司令之后第7天，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便受蒋介石之托，以抗日需要武器为名，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戈莫洛夫提出，希望能从苏联获得军事装备。10月18日，蒋介石又在孔祥熙官邸亲自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戈莫洛夫，当面表示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两国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蒋介石还希望与苏方签订一项能真正促进中苏两国真诚关系的“重大协议”。11月19日，斯托莫尼亚科夫即通知鲍戈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华民国出售军事装备，请将此事迅速告知中国政府。”(14)12月14日，即一二九运动遭镇压后的第五天，鲍戈莫洛夫又接到上级来信，要他告知蒋介石：“苏联政府不反对与蒋介石政府签订协定，并准备与中方具体讨论这一问题。”(15)蒋介石得此消息，深受鼓舞，更得寸进尺，于12月19日向鲍戈莫洛夫提出，希望苏联政府能帮助说服中国共产党改变其对中央政府之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服从中央领导，并希望苏联能促进他统一中国的事业。次年1月22日蒋介石再次与鲍戈莫洛夫会晤，表示只要红军承认中央政府之权威，听从指挥，它就可保持其原有编制参加抗日作战。此后不久，蒋介石又指令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直接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接触。邓于1936年1月末、2月初与王明接头，向王明表示：蒋介石看过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他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之后，十分赞赏，并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谈判。 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上述秘密外交活动足以证明：在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大举入侵我华北和蒋介石仍全力以赴企图“根除赤祸”之时，苏联政府即把对华政策的支点移向了依靠蒋介石。因此，当西安事变爆发后，力主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必然采取的方针。这一方针与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表面上是相同的，但实质不一样。苏联是要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结成联盟，以便同帝国主义保持势力平衡，防止反苏战争，其出发点是基于保护苏联自身的利益。 三、在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后，张学良未征求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意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由此造成了自身失去自由，西北地区“三位一体”抗日局面遭受破坏的结果。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憾事呢?说法不一。一种认为蒋夫人(宋美龄)在那里对重情面的张学良有很大的影响。她总在说，希望张以释放他们做为给他们的圣诞礼物，那时一切罪过都能一笔勾销，结果张学良上了当(16)。另一种认为张、杨发动事变前，未能拟就处理事变的明确方针，事后又看到国内外反应歧异和讨伐派气焰嚣张，感到紧张和为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17)，因此只好“摆队送天霸”，“负荆请罪”。第三种认为南京政府从政治、外交、感情和军事等四个方面交相运用，对西安施加压力，“以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而收到了兵不血刃即迅速敉平之效果”(18)，使张学良就范。第四种认为“捉蒋以后再杀是困难的，因为那时就全国的局势说，杀蒋不如放蒋有利……晚放也可能出别的枝节”(19)，因此张学良只得仓促行事。上述说法虽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事变发生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未给予及时支持是造成这一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安事变一爆发，帝国主义国家公认此事与苏联政府、共产国际有关。比如，德国《柏林日报》直言谓“这次事件和莫斯科有关”(20)。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评论称“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21)。国民党12月12日晚召集的中央党部临时会议，在分析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时也认为“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其背景与助力，在内……在外为垂竭待尽之共产党徒，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张、杨即藉此背景助力，出以劫持统帅”(22)，因此下令中国书刊检查机关禁止中国报刊转载或述评《真理报》和《消息报》发的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和文章。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十分关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态度。苏联史学家A·季托夫在《为建立中国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1937)》一书中写道：“周恩来一到西安，张学良立即询问莫斯科对西安事变持何态度。这个问题使周恩来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张学良寄厚望于苏联的援助。……周恩来向保安报告说，当周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时，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乎觉得被别人所出卖”。(23)李新在《西安事变初探》一文中说：“对于张、杨来说，当时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但他们从收音机上听到苏联的反应，颇感失望。苏联说他们是冒险搞军事阴谋，如搞得不好，会发生大内战，甚至怀疑日本人的策动。这不能不使张、杨非常扫兴”。(24)可见张、杨寄希望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兵谏”的支持。 然而，完全出乎张、杨的预料，即12月14日，苏联塔斯社发《“辟谣声明”》：“鉴于日文报纸《朝日新闻》登载了同盟通讯社散播的诽谤性消息，说什么张学良建立了一个受苏联支持的政府，说什么张学良与苏联缔结了一个攻守同盟，塔斯社受权声明，这种传言是毫无根据的，是一种恶意的捏造。”(25)12月17日，李维诺夫与蒋廷黻面谈时，又是极力回避：“余前已告君，自张学良让出东北后，苏联与彼即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如王明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26)李维诺夫并对中国政府下令报刊不准登载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有关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和社论的做法，“向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27)。这样，张学良不仅由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贬斥、对他自己指名道姓的谴责而气愤；而且心碎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竟然把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不抵抗主义造成东北沦陷的罪孽加于其身。如此令张学良失望的境遇和打击，虽未改变他对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爱国必须忠君的信仰，但却动摇了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配合行动的决心，终于作出了亲自送蒋回宁的决定。 ①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载《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1期。 ②《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 ③《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1期。 ④《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1期。 ⑤⑥《国际通讯》第58期(1936年12月14日)、第1期(1937年1月2日) ⑦《六大以来》(上)，第737页。 ⑧《苏联问题研究》1985年第2期。 ⑨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⑩季托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外国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6期。 (11)马宝华：《共产国际、苏联与蒋介石》。 (12)(13)马宝华：《共产国际、苏联与蒋介石》。 (14)(15)马宝华：《共产国际、苏联与蒋介石》。 (16)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年)》第23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17)李新：《西安事变初探》，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18)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19)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活。 (20)《西安事变与国际反响》，载《大众知识》第1卷第6期(1937年1月5日)。 (21)《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11页。 (22)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23)季托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外国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6期。 (24)李新：《西安事变初探》。 (25)格里哥里也夫、雷兹尼柯夫：《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第784页。 (26)(27)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 自1927年，“厉行”，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剿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些都可看出，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行动。2月，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打破了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的军事计划 首先，中国革命力量在革命斗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然而在此时，还在继续坚持其“援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处心积虑地以优势兵力组织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陕北苏区不得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使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发动不可能，还势必被迫接受徒然自损国力的内战。这样一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的革命史将要艰难而又曲折地向前迈进。 其次，对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都失败了，但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中，取得了胜利，红军兵力由8万多锐减为3万多，并且自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后，所活动的苏区几乎全是穷山僻壤、地瘠人稀、经济落后，难以保证军需民用及兵员补充，要剿灭红军是有可能的。再次，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部”，并派遣张学良的东北军入驻西北，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剿匪”，并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积极酝酿一场新的军事“剿共”计划。大有乘胜追击、扫平“赤匪”而后挥戈东指、抗击倭寇之势。 “西安事变”正是在这紧急关头发生并取得了和平解决，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或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必然将会看到中国革命力量更加巨大的损失。“西安事变”的突发，把的“剿共”计划给打破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摘要：西安事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本文结合史料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西安事变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Abstract:Xi’anincidentisregardedasahistoricalworldeventwhichinfluencesthedevelopmentofChinaincontemporaryChinesehistory.ThispaperanalyzesthehistoricalpositionofthepeacefulsettlementofXi’anincidentaccordingtohistoricalmaterials. Keywords:Xi’anincident;peacefulsettlement;historicalposition 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西安事变论文（共含10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要清醒”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一)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历史不是1页书签，历史不是已经成为化石的过去，历史不是时间长河中1段孤立的截取场景;历史是祖先的脚印，历史是1艘摆渡华夏民族的巨船，历史是1个民族曾经的精神符号的记忆，历史是1段段螺旋上升帮助我们民族抵达1个又1个高度的楼梯…… 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70年了，但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崇高爱国义举，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民族濒临危亡面前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族和睦，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前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征程上。伟大而欣欣向荣的时代，更加需要伟大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只有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才能实现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精神。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越是在困难时刻，越是在危急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越发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正是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坚韧不拔地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振奋民族精神，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 谢谢大家。 (二) 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 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纪念日，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 为首的 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土地。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严重关头， 却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 政府停止内战，一致结外。全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1936年春， 政府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多次要求 联合抗日。 不但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调动大批军队政要围攻红军。12月4日， 带领南京政府的大批军政要员到了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进攻陕北的红军。12月9日那天，西安1万多名 请愿，向 驻地临潼前进，要求联合抗日。 布置军队架设机枪拦阻还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用 。形势十分严重。张学良赶去劝阻，学生们悲愤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张学良深受感动，表示要用实际行动答复他们的抗日要求。 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行动，派东北军冲进临潼华清池的 驻地，解除了 卫队的武装。 从睡梦中惊醒，听到枪声，连衣服也没有穿，就慌忙跳过后墙，躲到了骊山的一块岩石旁。东北军战士冲进 的卧室，不见 ，只见他的衣帽等都还在，一摸被窝，还是暧暧的，便立即搜山。天亮以后，战士们在山上逮捕了 。同时二七路军将士也解除了西安城里反动军队的武装，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电台等要害部门，跟随 来西安的 军政要员，被全部扣留了，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党中央和毛主席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达西安，与各方面进行协商，周恩来提出：只要 答应抗日，就释放他，以争取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压力， 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张学良释放了 。这样，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及其团结抗日的斗争，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 谢谢大家。 刚看完《西安事变》这部电影，深深地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精神所折服，他们明明白以下犯上是不允许的，一旦兵谏不成功就意味着他们会面临着人头落地的危险，但他们为了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存亡，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进行了兵谏，他们的爱国情怀是多么的深，中国哺育了他们两个，他们誓要保卫自我国家的领土，保护自我的民族，保护自我的国家的尊严。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国精神啊，身为和他们相同种族的中国人的你我，难道不就应弘扬爱国精神吗 他们为了国家的存亡，最终却落得客死异乡的收场，但相比之下，使我想起了那个可恶的中国汉奸——川岛芳子，中国可恶的女汉奸，纵观她的一生，同样是中国人民，但她却丝毫不爱国，多次策划大阴谋，完全不把国家人民的生命当作一会事，多次卖国，真是令人发指。她的爱国精神去了哪里竟然为了利益而放下自我的祖国，试问这与杨虎城和张学良根本是天壤之别。身为现代主义的中国人，我们务必向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强烈爱国精神学习，大力宣传爱国精神，了解中国当年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史实，明白他们的英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弘扬爱国精神。 虽然在社会飞速发展的这天，也许不再需要学《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那样为中国而献身，可是我们有职责爱国，在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八荣八耻”当中也有提及到了“以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所以弘扬爱国精神是现代社会中不可却少的，我们虽然是未成年人，但也务必拥有爱国精神，也有职责去弘扬爱国精神，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使中华民族成为屹立在世界强大民族之林吧! 剧中表述：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后，被蒋介石封为陆海空军的副总司令。不料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命带兵撤出东北，使东北沦陷。在北平休养期间张学良得知自我被民众称为“不抵抗将军”，决定觐见蒋介石并提出抗日的请求，但狡猾的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避抗日不谈…… 1935年，革命苏区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发布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首领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蒋介石对张、杨围剿红军很不放心。他除了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意飞到西安催逼张、扬二人围剿红军。12月4日再次飞到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加以拒绝。张、扬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卫队交火。蒋介石听到枪声，在卫士护卫下仓皇越后窗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与此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顿时，全国形势十分紧张。国内亲日派活动上蹿下跳，美英派则进取斡旋，战与和命系一悬。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和张、扬爱国将领的进取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理解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遭软禁而结束。此后，国共内战大体停止，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初步构成。所以张、杨二人的功劳天地可鉴，...的民族大局眼光也值得肯定，蒋介石当时的态度转变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有了内部的团结，才有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多年以后，张学良曾说过：“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蒋介石当年骂我对‘一二九’学生游行没有用机枪镇压。说我是：‘两面人’。我对蒋介石机关枪不打日本侵略者而打学生的讲话气得满脸通红。并暗下决心：‘要给蒋老头子教训教训！’”。“西安事变”后，蒋被逼答应要与...合作抗日时，张学良还重提当年日本人想挟他做“东北土皇帝”。他对日本人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啊！”张学良一再表示：“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意看到祖国的分裂。”同时，张学良也在这次谈话中强烈地表达了反内战的立场。他说：“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在西安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向坚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当被枪毙；可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也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了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总理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世代功与过，自有民众论说。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功绩不可泯灭！ 观看完西安事变这部活力昂扬影片后，情绪久久不能平静。为张学良、杨虎诚这两位民族英雄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所折服。由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决策，导致东北三省相继沦亡，被日本关东军践踏在铁蹄与炮火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昭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更使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旧中国摇摇欲坠。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仍然置大众的生死于不顾，处在极度的花天酒地之中，人民的鲜血化成了他们杯中的美酒。 影片中的国民党政府的晚宴更是层出不穷，没有为国民做过什么实事。此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却艰苦的为人民的完美未来奋斗，为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赶出中国而做了不懈的发奋，可是应对军事力量强大的法西斯日本，.....的军力也是不能抵的，此时仅有联合国民党，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可是要想蒋介石放下原有的错误思想是何等的难!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他们的心里仅有争权夺位，人民的死活和安慰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思考的。 这是，陷入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需要一个伟大的人，一个英雄来促成国民党放下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和全体中国人民，一道发奋，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带着国恨家仇，伟大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起撼动历史的“西安事变”，将反动派蒋介石软禁起来，使他放下自我原有的错误主张。二位将军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深知，倘若再不抵抗日本鬼子，东北三省的死亡惨剧将在全国上演，张学良将军再也不愿意被老家人成为“不抵抗将军”，发动事变最终成功将蒋介石软禁，用真诚几经周折没有感动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代表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和所有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一道发奋下，蒋介石最终口头答应：放下原有的不抵抗政策，联合...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鬼子赶出中国。然后，张学良将军冒着大无畏精神将蒋介石送回南京。 整个影片让我感动最深的是张学良将军的一句话：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自我的，更不是打大学生的，我们是打日本人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想，作为一名成长在新中国光辉下的大学生，不用经历战火，也没有机会像张学良将军那样在战场上报效祖国，可是我们能够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中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国家的大局为重，发奋学习，踏实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应有的力量。没有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我们国家的伟大进程不会有这么快，他们是共和国的功臣，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世世代代怀念和敬仰! 这个星期天，我观看了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它讲述了西安事变这一爱国户外的起因，经过、结果，让我更加的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局势。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先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仅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可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在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三千万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出现了西安事变。 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理解了.....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的红军。 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蒋介石，中国就有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局面而内战一齐，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趁，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独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经过.....和各方面的发奋。蒋介石被迫理解“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近代中国，伟大的爱国情怀从未平息过。爱国学生、抗战将领以及无数奋勇抗争的战士，为祖国大地上演了激昂澎湃的守护之歌。中国的历史在那段峥嵘岁月中磨砺出厚重，并永远纪念着为抗战付出的人们。4月27日，红色电影又一次将我们拉回了那个沐浴风雨的年代，感受伟大的爱国情怀。 这次的影片是《西安事变》。它带着老电影独有的风格，激昂地诉说着那段历史。没有华丽的色彩装扮，也没有精致的画面效果，整部影片变换着蓝白棕的主色调，却与那段历史如此切合。 西安事变是我们都熟知的事件。影片中的演员用最真情的演出技巧唱着守护祖国的歌。西安事变之前，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使抗战政策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首脑，实力强大，而...力量弱小。所以，“逼蒋抗日”迫在眉睫。然后蒋介石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强硬的手段使共同抗战的梦想越来越远。出于伟大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周总理的钦佩，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并软禁了蒋介石。整个过程充满波折和风险，但张、杨两位将领无怨无悔。 影片很长，所以在时间允许范围内并没有放完。但学过历史的我们都明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内战大体停止，民族前所未有的团结。这次事件对团结抗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国内战争走向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我个人对张、杨两位将领很是钦佩。他们在民族最紧急的时刻认清了现状，冲破党派的阻碍，不顾个人安危地发动了事变。他们在那一刻必须从未想过结局，不成功，变成仁，一切是那么的理所应当。 中国抗战的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英雄，我们在今日重温这段历史，仍充满了无限活力和感动。祖国今日的成就是那些英雄用自我的双手和鲜血换来的，今日的我们理应牢记那段历史，珍惜此刻的安定，为祖国未来的发展努力。 感激这次的红色电影，我重温了历史，思考了现状。我会努力发展自身，守护祖国的此刻和未来。中国人，我们一齐努力。 巍巍山河岿不动， 莽莽神州换新颜。 江山待有人才出， 一指乾坤豁且达。 假期正好无事，闲来打开电视正在播放西安事变的电视剧，每天连续四集，看得很过瘾.让人血脉沸腾，荡气回肠.东北少帅与西北将军联合上演一场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的兵谏行动，为全国一致抗日奠定了基础. 张学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一个豪爽的东北人，带着国破家仇而又不抵抗将军的耻辱，背井离乡，漂泊在外，一心为打回东北而努力，收拾河山而奋斗.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从始至中以民族大义为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东北汉子. 东北少帅年轻有为，具有军事指挥天才和谋略，但在政治面前，他却缺少蒋介石的诡计狡诈，或许当他护送蒋介石踏入飞机那一刻起，他也知道自己未来的结局.但仍然义无返顾，心甘情愿. 政治，很伟大，更可怕;玩得起政治的人，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都是烈火炼出来的真金. 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不用说了，它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热潮。笔者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张学良当时不送蒋介石回南京，会是怎么样呢”?我估计情况要比实际发生的事情好得多，张学良可以带领着东北军到绥远抗日，即使战死，部队被日军打散消灭，起码比他被蒋介石软禁了几十年的结局要好。杨虎城以后的境况也比被关监狱，最后被杀害的悲惨遭遇强百倍。张学良一离开，东北军群龙无首，孙铭九他们又杀了王以哲，造成东北军内部混乱，周恩来只好把孙铭九暂时安排到延安躲藏，共产党为了避嫌也不愿留他们，孙铭九只好离开，最后为了生计当了汉奸，解放后受到审查，这是人们怎么也不愿看到的，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绝对是缺乏政治头脑的表现。周恩来当时劝他，说：不要一失足铸成千古恨。政治是无情的。蒋介石是一个最不讲人格的人，是一个睚此必报的人，他当时即shi要报在西安受辱的一箭之仇，但张学良不去南京，他也没办法。张学良后来的结局要好得多。 张学良1990年解禁后，她去美国探亲，邓小平，邓颖超，十分希望他回大陆定居，并派他的老部下吕正操前去接他，叶落归根嘛。回来后大陆也会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可他就是没回来，造成终身遗憾。据说是李登辉不让他回，在美国还由得了他?对他守信，值得吗?毛主席说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我看张学良是遇到大事就糊涂。 历史是不能重演的，就是因为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那么多的不如意，才让后人为之扼腕叹息，要是什么都功德圆满了，也没有啥意思了，不是吗?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总的来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来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不过，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有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左派反对派”，等等。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个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 看西安事变观后感 ★ 《西安事变》电影观看心得 ★ 工商管理论文大全 ★ 民事诉讼法论文 ★ 新课改论文 ★ 论文选题 ★ 机械手论文 ★ 技术创新论文 ★ 生态环境论文 ★ 论文意义范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分析论文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分析论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分析论文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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