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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默(JohnRoemer)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价值取向和关于社会的基本假设方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又维护新古典经济理论。他为之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已被称之为“新古典马克思主义”。该学派认为，要解决很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罗默的学术经历可以简单地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80年以前，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份占主导地位；1980-1985年间，他的新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份达到顶点；1985年以后，他的新古典主义思想成份到达顶点，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份有所减弱。 一、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 1975年，罗默偶然读到了一本森岛通夫的著作(1973)，森岛证明，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行精确的研究。森岛的著作对罗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接下来的4年中，罗默以置盐信雄和森岛创建的模型为基础，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研究。他系统地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利用其技术推导出一种必要和充分条件，证明了森岛所谓的“基本马克思主义定理”的正确性：对工人的剥削相当于均衡状态下的一种正的利润率。而且，在罗默的模型中，不同企业之间利润率相等是作为一种均衡条件而出现的：森岛的模型不是一个均衡的模型，只是简单地假设了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罗默写了几篇关于利润率下降问题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概括了置盐的观点：在一个资本家采用成本－节约创新的经济中，只要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利润率将永远不会下降。在罗默的模型中，他假设资本家对于一种新技术的经济寿命有着理性预期。然而，如果固定资本在经济上比预期时间更早地被废弃了，那么由于技术变革的速度很快，利润率就会下降。不断提高的实际工资是利润率下降的另一个途径。因而，资本主义是否会倾向于经历一种下降的利润率问题，包含着实际工资与技术变革之间的联系，以及资本家是否是缺乏远见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 大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正处于一种相当沉闷的状况。其主要的解释模式是机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前者表明，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可以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加以解释；而后者认为，结构的强制力没有给个人选择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就方法论而言，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属于“资本主义”概念论的领域，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解析论理学、统计数据分析和数理经济学也是如此。 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的出版是摧毁这个思想狭隘领域的主要事件之一。在引言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所谓微观基础被定义为“由很多个人（他们被假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行动的结果导出整个社会的总体行为”。 在这本著作中，最有价值的讨论是阶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阶级意识与技术选择”一节中，罗默证明，如果最有效率的技术有增强工人自身组织能力的内在效应的话，则剥削工人可能要求使用次优技术。在“技术变革和阶级斗争”的一节中，采用一种不同的框架也进行了类似的证明。但是，这两个讨论都是高度抽象的，没有更多地注意细节、技巧和现实生活的例子。罗默喜欢透过一般均衡理论的镜片来考虑全部经济现象的习惯可能使他转向研究这种模型。尽管罗默最终确实转向了议价理论，但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方法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实证分析的缘故。（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 1982年，罗默出版了一本大大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的著作——《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在引言中，他声称这本书是由一种试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社会发展的兴趣所激发的。该书的第一部分，罗默研究了一种私人所有权经济的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人被描述为被赋予了劳动力和商品——这些可作为生产中的投入品（也就是资本）。一个人能够选择雇用劳动力在依靠他的资本的“他的工场”中工作，也可以在他利用自己的资本建立在工场中使用他自身的劳动力，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去其他某个人的工场中工作）。对于一个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来说，他有一个最适合的解，这可以用表1中系统性组合的五种类型中的一种体现出来。 表1人的阶级身份 自己的雇用出售 0+0纯粹的资本家 ++0不完全的资本家 +00独立的工匠 +0+不完全的无产者 00+无产者 “自己的”、“雇用”和“出售”分别意味着“在一个人自己的工场中工作”、“雇用劳动力”和“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同时，“＋”意味着该人从事那项活动，而“0”则意味着他不从事该项活动。这三种活动的五个可能组合中的每一个组合限定了一种阶级身份：一个阶级是由一个人与劳动过程的关系而不是由他的财富确定的。这样，在这个模型的一个再生解中，每个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看作是上述五个阶级中的一个。阶级形成是内生的：因为人的阶级是伴随着经济行为而出现的。 一个人的阶级身份和他是否被剥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罗默把剥削定义为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种概括，即剥削是由不平等的劳动力交换来度量的。在马克思看来，无产者被剥削了，因为无产者所接受的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中包含的社会劳动时间（马克思称之为“必要劳动”）要少于他们为赚取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而提供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将这一差别称为剩余劳动，而且他用剩余劳动相对于必要劳动的比率来度量剥削率。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可以看作是他们为了使用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存量而付出的一种租金，因而使他们自己能够谋生。在罗默的一般模型中不存在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相反，每个人会选择劳动和商品的矢量以使一个效用函数最大化——该效用函数的自变量是受他的预算和资本约束的商品和闲暇。在一个再生解中，如果一个人赚取的收入不足以购买到包含着与他付出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么他就被剥削了；如果无论他怎样花费他的收入，他总能买到包含着比他付出的劳动更多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剥削者。收入由工资以及来自于自己生产的利润和收益构成。 在这个模型中，剥削和阶级身份是两个独立定义的概念。阶级－剥削一致原理(CECP)这一主要定理表明，在均衡情况下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不完全的资本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剥削者，而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无产者或无产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被剥削的。独立工匠的剥削状况是不确定的，这要取决于他们的财富，他们可以是剥削者、被剥削者或者都不是。因此，这个模型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经采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提供了一种联系。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罗默提出了一种剥削的一般理论，使用了来自于合作博弈论基础课程的概念。例如，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如果根据人均份额来提取社会可转让资产，并存在这样一种分配：使它的每一个成员比初始均衡时境况更好，但不对余数进行分配以使每个成员都像他们处于均衡时那样富裕，那么，在一种均衡情况下，人的一个联盟就被剥削了。 该模型之所以引起争议，不仅仅因为它们使用了均衡的新古典模型和博弈论，而且因为把剥削和阶级归于人的不同的禀赋（以及他们的不同偏好）。这样，阶级和剥削理论就从价值的劳动理论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劳动过程被假定不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工人和资本家签订工资合同，而且劳动是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出现的。罗默对这一点的辩护是，他的模型表明剥削和阶级可以出现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即使劳动过程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签订的合同能够无成本地执行。但是，罗默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理论，在该理论中，剥削和阶级的出现主要是建立在财产关系基础上的，而不是生产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原则上，一个人可以想象一个资本主义充满了剥削和阶级，但其中劳动的过程是民主的。 四、关于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 1987年以来，罗默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的药方是废除生产的可转让手段中的私人财产，并代之以公共所有权。但是，在经济学家中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公共所有权的定义。在对公共所有权的机制－设计方法中，罗默和Silvestre假设了这样一个经典的经济环境：所有技术都是不变的而且是规模收益递减的。但是，当企业是一个自然垄断者（即生产中存在不可分性或规模收益递增）时，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公共所有权经常是私人所有权的一种替换物。众所周知，对这样的企业来说，利润最大化不会导致效率，这样就留给了政府两种选择：试图对一种私人经营的自然垄断者进行规制，或者进行国有化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公共企业加以规制。20世纪80年代的常规认识是，从一种经济的观点来看，第一个选择要更好一些。罗默和Silvestre对此提出了挑战。在一个不对称信息的环境中，管理者不知道企业的确切的成本函数，他们只能对规制一个私人垄断者和规制或者补贴一个公共企业的福利后果进行比较。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比另外一种一贯地保持压倒性的优势，哪一个的福利更优取决于该经济的种种参数。在这个模型中没有假设公共管理者试图实现利润最大化；他的目标函数包括：关心消费者中的大众性（因为是他们选举可能比管理者有着更大权力的政治家），并且关心工人的工资（因为公共企业中的工人号称比私人企业中的工人得到了更高的工资）。然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公共企业在福利上可能远远超过了受规制的私人垄断者。 和很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罗默有一段时间鼓吹一种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体系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形式。他在与Ortuno和Silvestre一起合著的“市场社会主义”(1990)一文中，将作为一种经济上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1)所有私人商品包括劳动力是通过市场分配的；(2)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并且是公共所有的；后者意味着利润是通过一种民主决策的方式分配给公民的；(3)投资的方式和水平可能是通过政治党派的竞争民主地决定的；(4)政府利用价格、数量和税收工具来贯彻期望的投资形式。三个模型被建立起来了，每一个都符合这四项要求。作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沿袭了奥斯卡·兰格1938年的开创性论文的传统。 五、革命斗争的博弈分析 在罗默的论文(1985,1988)中，他描述了“列宁和沙皇”之间的一种博弈。革命以前的情况被看作是一种收入分配的模型。列宁提出了一种新的收入分配，而沙皇则针对那些参加了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惩罚——罚金。假设沙皇首先采取行动，则任务是描绘两个当事人的均衡策略。在考虑了成功的机会、获得成功情况下的收益大小以及失败情况下的惩罚大小以后，如果联盟中每个成员的预期收入超过了他目前的收入，那么反对沙皇的一个联盟将会形成。反过来，成功的机会是联盟（假使它已经形成）的规模和成员人数以及惩罚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受制于三个约束条件：(1)联盟单调性：随着更多的人加入一个联盟，成功机会决不会减少；(2)惩罚单调性：随着惩罚变得更加严厉，成功的机会决不会减少；(3)贫乏和饥饿：在一个联盟中增加一个穷人所提高的成功的机会至少像增加一个更富的人那样多。 罗默指出，第一个条件“几乎不需要去激发。”但是，去想象不能满足的情况并非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正如罗默本人特别提到的，第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获得的。在集体行动中一个人的功效取决于动力和资源。由于前者是收入的一个减函数而后者是收入的一个增函数，因而收入对功效的净影响一般是中性的。第二个条件看上去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只要我们注意到只有在联盟已经成功地形成的情况下是适用的，这种印象就会消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严厉的惩罚会减少可能形成的联盟的数量，但会增加已经形成的联盟的成功机会。这应该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是重要的见解。罗默以其特有的坦率宣称“这样假设是为了使沙皇成为一个不平常的游戏者”，好像在争论中它的惟一作用是让他展示他的技能。但是，这个假设实质上是正确的。正如罗默评论道：“统治越是专制，人民就越是激怒，而且革命性的企图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惩罚单调性的假设是建立在“专制的心理学”基础上的。另外，惩罚的严厉充当了每一个潜在革命者的一个信号，即政权相信它自己已处于困境之中，而且因此他不会像他自己相信的那样孤立。如果潜在的革命者们有着自信－博弈的偏好，则一个人是不孤立的认识恰恰是发动革命行动所必需的。 罗默证明，首先，如果把惩罚单调性假设再加强一点点，以致可以宣称惩罚的每一次增加实际上都会增加成功的机会（这与不减少它们截然不同），那么，一个具有理性的沙皇强制实行最大的惩罚决不会是合算的，因为它们的威慑作用往往要小于来自专制心理的作用。接下来，他引入了“相对严厉”的附加假设：如果沙皇对某个已经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再提高一点点惩罚，那么它所带来的成功增加的可能性就要高于对一个受到更轻惩罚威胁的人提高同样程度的惩罚。在这些条件下，列宁的理性选择是提出（与任何意识形态的公正无关）一种“渐进的”收入再分配，即把富人的收入拿给穷人。在这种情况下，“贫乏和饥饿”的原则被更强的“匀称”原则所取代。根据后一个原则，成功的可能性是一个联盟规模的一个简单的函数，联盟成员的收入没有差别。 六、小结 罗默的著作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那具有洞察力的、原创性的思想。他是一位具有超人技能的数理经济学家，他利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几个主要思想，并且已经试图系统地阐述了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严格定义。 【参考文献】 ①J.Roemer(1978),"Neoclassicism,Marxism,andCollectiveAction",JournalofEconomicIssues12:147-62. ②J.Roemer(1981),AnalyticalFoundationsofMarxianEconomicThe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③J.Roemer(1982),AGeneralTheoryofExploitationandCl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④J.Roemer(1985),"RationalizingRevolutionaryIdeology",Econometrica53:85-108. ⑤J.Roemer(1988),"RationalizingRevolutionaryIdeology:ATaleofLeninandtheTsar",inM.Taylor(ed.),RationalityandRevolu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29-44. ⑥J.Roemer,I.Ortuno-OrtinandJ.Silvestre(1990),"MarketSocialism",U.C.DavisDeptofEconomicsWorkingPaper355. （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别扭是正常的。因为两者根本说的不是一回事。 早期的经济学，探讨的是财富怎么来的，那么财富是什么？财富不仅仅是钱，那太狭隘了。财富包括了各种物质。 物质和钱进行交换，那么怎么衡量？这就涉及到价值。价值怎么来的？当时主要分为两种，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劳动的多少，效用价值论早期是序数效用论，物质本身就是对人有用的，本身就有效用，假如一个面包的效用是1，那么肉的效用就是5，这样。早期劳动价值论比效用价值论靠谱多了。 但是自从边际革命后，效用价值论变成了边际效用，直接跳过了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不讨论价值怎么来的了，就是只讨论价格问题。从价值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直接开始讨论非常实际的也看得见的价格了，在这基础上，建立了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框架。 而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我们学的，从劳动创造价值出发，上升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以效用出发，研究怎么分配资源，去提高生产力。而政治经济学更看重生产关系，更在意的是生产出来的财富怎么分配。 两者都叫经济学，但是讲的就不是一回事了，当然会别扭，双方的理论基础，到讨论方向都完全不同。 实名反对 @团傲天 答案，那个答案完全证明了他既不懂西方经济学，也不懂政治经济学。当年萨缪尔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都不敢拿这么大的帽子往上扣。这答案居然能有1000多的赞也是够可怕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这里不想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我想说的是，不论是站西方经济学的学者，还是站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有必要严肃审视自己对于敌我双方的理论，是不是有足够深入的理解和研究。 这种理解不仅要包括自己赞同的理论，同时也一定要包括自己反对的理论，毕竟如果你都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你怎么骂他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只靠两本经济学原理、一本政治经济学概述可是不够的。这两个基本属于各自领域入门作，所讲内容根本不足以让你认识到两个学科的分歧和激烈交锋的地方。 所以这里我不会告诉你这两方到底谁对谁错，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学习的合理路径(也就是书单啦）。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其实“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种称呼，虽然不算错，但是容易引发混淆，我更愿意称二者分别为“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标准入门教材，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宏微观两个分册。 入门之后，就要从宏微观两个方面分别推进。微观经济学方面，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了解一下。 然后就是马斯克莱尔的微观经济理论。 如果觉得马斯克莱尔难度过大，平新乔的十八讲也是可以作为退而求其次的不错选择。 宏观经济学方面，曼昆(对又是这家伙)的《宏观经济学》。注意，这可不是经济学原理的宏观分册，是单独另一本书，难度更高一点点。 但即便如此，这本宏观经济学某种程度也是不够看的，只是打基础。真正稍微有点味道的，是大卫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真高级) 在学罗默这本高级宏观之前，建议学两本蒋中一的书来补充一下数学基础，会大有裨益。 入门级教材，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被称为浓缩版《资本论》。对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的还原，这本书几乎是最好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只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我强烈反对只拘泥于《资本论》的文本，把“马经”(经济学的经)变成“马经”(经书的经)。没有发展的学科是死亡的学科，我们必须看看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如何按照马克思指明的方向走下去的。 下面出场的都是马经领域的大咖。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垄断资本理论代表作。 藤森喜明，李帮喜《马克思经济学与数理分析》。说马克思主义没有使用数理工具的都是菜鸡！ 安瓦尔谢克的《资本主义:竞争、冲突与危机》，对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关键性问题进行了回应。 约翰罗默(又一个罗默，和之前高宏的大卫罗默不是同一个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他的学说争议比较大，但是仍然是非常值得参考的理论。阅读之前需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数学功底。 学过了上述部分的内容，不敢说就具有了多高的水平，但至少可以说在两个领域里都已经不算外行了。这时可以了解一些比较经济学的内容，真正开始双方的正面交锋。 《价值和价格论》，劳动价值论和边际理论的探讨。 《西方资本理论研究》，欢迎来到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巅峰对决——剑桥资本争论。 这两本都是综述性质的书，你可以看到双方的观点。如果想进一步深入了解，可以根据书中内容按图索骥，去找论战中的原始论文，比如萨缪尔森的《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当你认真学过了上述内容，我相信你会有自己的观点。 @耀光 很多人觉得的别扭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两者的研究范式并不一样。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首先需要搞清楚这两个“经济学”都指代的是什么。 所谓“现代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其在理论上是基于“新古典”发展而来，并吸收了其他的理论经济学说。发展到今天，绝大部分的“西方经济学”其实大部分内容都在做实证分析或是实证分析的方法和工具研究。当我们今天说到“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我们指的其实就是“经济学”。本世纪的“经济学”其实不太存在流派的概念了，像比较有名的”奥地利学派“这种是不被归类在”经济学“里的。 而对于“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很多人则无法区分其所指代的不同含义。 在最早经济学起源时，政治经济学一词指代的就是今天的“经济学”，意指在比较大的尺度譬如国家层面去探讨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所以经济学顶刊之一就叫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ics，其发表的内容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内容。 而今天当在大陆之外谈到政治经济学时，一般指的是使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或是政治与经济的交互关系，可以算作广义上的“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方向，就像“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一样。而如果将“政治经济学”专门指代一个学科，一般特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称”激进经济学“（Radical Economics）。有的时候”政治经济学“也会被泛用，和“现代古典经济学”或是“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同义，其内容包括马克思、后凯恩斯（Post-Keynesian）、奥地利学派（对没看错）等不承认新古典范式、更偏向探讨经济理论和基本假设的经济学说。这其中马政经的研究跟后凯恩斯学派是走的比较近的。这时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是并列在同一层级的词汇。 现代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仍然是新古典范式之外研究人数最多的”异端“，当然，绝对数量上来讲是很少。在美国其主要集中在UMass，Utah，UAmerican，UMKC，The New School这五所研究型大学以及一些文理学院中。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以马政经为研究方法的机构，譬如Peri研究中心和New School的India—China Institute。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马政经不遵循新古典的范式，但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上其实使用了不少”西方经济学“开发的工具。 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一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大部分出生于四十年代，他们在“火红的六十年代”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和求学岁月，于哈佛耶鲁等顶尖高校中获得博士学位，又因为持有左翼政见而不容于主流高校和学术圈，继而走上了马政经的道路。他们中的代表有Gintis，Bowles，David Kotz，Richard Wolff，Anwar Shaikh, Duncan Foley等。那时他们的很多成果发表在“西方经济学”的顶刊上，甚至从反面推动了“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完善。 实话说，相比于”西方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相比40年代的那一批学者，之后继续研究和发展马政经的观点的优秀的学生从数量上来讲比较稀少，总给人以后继乏力的感觉。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发展也受到了包括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大量掣肘。譬如拥有大量优秀学者的The New School穷困到甚至都无法给博士生提供奖学金，而另一所马政经重镇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也常被人吐槽对博士的经济援助十分匮乏。这些问题都在很多方面影响了马政经的继续发展，无疑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目前，马政经学者已经很少在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论文了。马政经目前的主要理论阵地和期刊杂志有：《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Monthly Review》、《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Science & Society》、《Competition & Change》等。 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中国人的身影。中国人在美国的大学中继续马政经研究的开端是著名的Minqi Li教授。他运用“中心-外围”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作出的解读和预言令人印象深刻。在他之外，如果不算大量前往Umass交流访问的国内学者，从90年代至今，在上述学校中研究马政经毕业的中国phd一共大概有14位，在国内的约有一半，主要集中在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其他则散落在包括南开，复旦，清华等高校。国内也有许多本土的优秀学者。最早一辈《政治经济学导论》的作者徐禾，早一些南开搞后凯的柳欣教授，现在人大的谢富胜教授，复旦的孟捷教授。 而具体到国内，”政治经济学“则泛指一切马克思主义或是中特社视角下的经济学，是和“西方经济学”同级别的词汇。其研究内容也五花八门。不过从国内学科来讲，这两者都从属于理论经济学学科，理论上来讲都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中文的顶刊《经济研究》偶尔也会刊发关于马政经或者中特社经济学的文章。当然，这部分文章和上面所述的英文刊物就不是一个路子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因为马政经本身更加注重于对社会作阶级的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和哲学领域相对更大的影响力，一些涉及到直观的”政治经济“议题的研究也未必是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下完成的。譬如香港的Yi Pan，其博士学位是人类学，但研究内容则涉及了大量关于劳动经济的议题。还有像杜克大学的文学系，也存在詹明信，Hongsheng Jiang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对政治经济议题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精彩的分析。当然，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马政经的研究范式和“西方经济学”不同的一个表征。譬如CUNY的Zhun Xu教授所著的《From Commune to Capitalism》，读起来就更像是一本历史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这也是为什么在欧美经济学者论坛EJMR上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常被”西方经济学“学者讥讽为”拿着早被淘汰的理论妄图在经济领域混饭吃的社会学人”。 而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学家都是”马政经学者“，他们仍有可能是从事的”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这类学者主要在西方经济学内部关于labor econ的领域内。另外，反过来，被视为马政经代表的Gintis和Bowles则曾被人“除你左籍”，不被认可为马克思主义者。 总而言之，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的话确实很容易被这两个经济学的名字给迷惑。尽管两个领域确实都是经济学，但在今天二者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 我的评价是，国内西方经济学这种命名以及西经/政经的二分法确实有不小争议，但是底下一群外行人（甚至有西经科班的，没错，那就是政经的外行人，我估计基本上只上过政经概论就开始锐评了）搁这尬黑政经是真的难蚌 某些人的阅读理解水平：政治经济学，啊就是政治和经济学，就是给政策背书，就是控制民众！ 咋不上天呢。 这个倒不全是学科范式的锅，很大一部分锅是教材和国内政经稀烂的培养水平。因为在还在学教材的阶段，学生离经济学的前沿还远得很呢，不论是政经还是西经，对学科的印象也就极大程度依赖于教材、教学水平以及主观想象。 西方经济学分宏微观，微观教材的编写架构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后来萨缪尔森的微观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呢？相对不那么统一，因为宏观新发展比较多，现在一般是曼昆或者多恩布什的体系。你要说这些教材的编写架构新潮，那倒也没有，因为只有在现代足够重大的经济学变革才会见于初、中级教材，大部分不够革命性的前沿成果都还没进教材呢，甚至于都进不了高级宏微观教材，得读综述和论文。学了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就理解西方经济学了？那不扯犊子呢嘛？ 可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基本教学体系可能老了点，那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呢？比他们还老了一百多年。国内这堆陈词滥调一样的教材本质上和19世纪的资本论原书没什么区别，就是一堆老帮菜把资本论缩写了一下。别说这小二百年间学派和理论发展的新内容了，这些书连初中数学都不怎么沾，更不要说什么马克思基本定理了。 让21世纪的学生学完20世纪的分析范式，再去学19世纪的范式，那不别扭才有鬼了。 而国外同时期的教材呢？隔壁日本上世纪就点出数理政治经济学了，现在像大西广他们的初级、中级政治经济学教材数理性和编写架构并不逊色于西经，数据现代，模型清晰，但引进国内？想都别想，乖乖用统一编写教材吧！（顺便一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推荐数理政经推荐藤森赖明那本，不是不想推荐别的书，一个是因为这本入门简单，一个是因为哪怕是这本上世纪的老书都是2020年才翻译后引进国内的，很多教材压根就没引进，推荐不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好点的高校根本不用那套指定教材，有些高校的数理政经干脆就是老师自己写讲义，不然都不好开课。而不学经济、甚至于经济专业但是对经济学说史了解不多的人眼里，政治经济学等价于中国特色的依托答辩，充满了陈词滥调的套话和官样文章。 当然，这种观点也很正常，因为国内的政经系里虽然也有很多好教授，但连个本科计量都不会的老教授也比比皆是，有些害虫都不一定能过现在的博士甚至硕士毕业答辩，培养出来的有些博士那更是烂的让人叹为观止，政经的中级教材则是基本上世纪的老教材来回抄，或者把什么委托代理理论改吧改吧，披层皮就成了社主义经济学了。这么个培养环境，你学西经你也瞧不起学政经的。 不过这也不局限于政经。你再看看国内西经的教材，10本有9本是拾人牙慧，尤其是宏观，抄曼昆也就算了，连tm数据都抄的美国劳工局和美联储，要是用上国家统计局或者央行的数据都算是了不起的“中国化”了，难绷得要命。 马主义政经在学界只是不算主流（不算主流的学派海了去了），发展是在发展的，特色国情不要上升到学科形象（悲 总的来说，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致力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和经济危机问题进行了分析批判，对对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探讨，并探讨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阶级力量，形成了一些较大的流派。程恩富认为，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流派有第二国际各派的经济思想、欧洲共产主义、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管理学派、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美国学者贝特尔·奥尔曼认为，在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依据是否承认辩证法和无产阶级使命分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其中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出现十个新流派，即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市场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管理学派或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英国学者大卫·麦克莱伦认为，当前流行四种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潮结合起来的思潮、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潮、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9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涌现的或原来就有但仍较活跃的主要流派有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管理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日本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等。李佃来认为，美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等派别，它们代表了当前美国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其观点反映了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风貌。 上述学者对美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划分，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把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是因为这些学派直接继承“老左派”的思想传统，尖锐地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甚至还抨击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极力主张改造现行制度甚至向社会主义过渡。尽管这些学派思想渊源略有不同，理论主张千差万别，由于其坚持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不影响其激进性质，因而都属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范畴。正如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所说：“尽管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不同流派，但所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均包含着四个基本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对认知和社会的辩证法研究，由此而界定了客观现实的本质是运动的、冲突的，阶级斗争以及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固有矛盾造成这种社会失调以及其他相应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自由主义所认为的社会内部协调一致或平稳状态的回归，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个要素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经济活动的发展，以及阶级社会中由社会产品分配而引发的阶级斗争。第三个要素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看法;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及其命运完全由一套‘现代社会运动经济规律’所决定。第四个要素是对社会主义的规范化认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均相信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个终结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的主要研究学派 判断一个观点和主张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应当分析其方法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兼具其它学科方法论的一些特征;理论主张上运用价值理论、阶级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构建理论主张;立足点上站在工人阶级和普通群众的角度运用消灭私有制理论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弊端;发展目标上赞成资本主义必然被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具体说来，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资源配置的规律，着重分析与观点是否坚持劳动价值论、是否坚持用阶级的观点分析问题、是是否坚持消灭私有制、否赞成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在这个判断标准下，根据研究方法、主要观点、政策主张等内容，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分为垄断资本学派、价值学派、阶级分析学派、多元决定学派、新左派、分析学派等六大学派。下面对每个学派的起源、发展、主要观点逐一进行概述。 (一)垄断资本学派 垄断资本学派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分支，由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立，他们于1966年合著出版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书为这一学派奠定了思想基础。垄断资本学派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在当代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代表人物除巴兰和斯威齐外，还有哈里·马格多夫、哈里·布雷弗曼、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其中马格多夫和福斯特先后接替斯威齐担任《每月评论》主编。 垄断资本学派的研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阐述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理论。斯威齐和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以“经济剩余”为中心概念，以对美国经济运行中经济剩余的生产和吸收的矛盾关系的分析为主要线索，揭示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停滞趋势的必然性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马格多夫在1968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学》一书中对帝国主义新现象进行了分析。布雷弗曼在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对劳动过程、技术革命、管理革命和国家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福斯特对国际金融危机与金融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二，试图用“经济剩余”的概念来代替剩余价值，用所谓经济剩余增长的规律来代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分析。1957年，巴兰发表了被称作战后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提出“经济剩余”的概念。巴兰和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抛弃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建立起以经济剩余概念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实现对垄断资断资本主义趋于灭亡的科学证明。第三，阐述以资本积累为动因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中，斯威齐提出一个以资本积累为动因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斯威齐认为，马克思在许多地方都认为危机和生产停滞同消费量的大小有关。他认为，消费不足论所探讨的只是一种消费不足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是一直存在的，但它可以全部或局部地为种种反作用力量所抵消。而这些反作用的力量，斯威齐并未给予解释。 垄断资本学派始终贴近现实，既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和基本思路，又有自己的创新，在比较和鉴别中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该学派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新研究”和“重新塑造”，试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有关系的研究中，既主张恢复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更倡导马克思主义必须对世界作出重俗人解释，并在这一重新解释中，批判它过去已经提出的旧的解释。但是，该学派有以下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修正”，甚至抛弃了马克思的原意，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巴兰和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抛弃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建立起以经济剩余概念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实现对垄断资本主义趋于灭亡的科学证明。但是，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也是马克思生产方式批判理论的集中体现。如果抛弃了剩余价值理论，就必须意味着抛弃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批判理论。二是企图以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这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深刻矛盾的否定，是对资本主义内在运动规律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否定。 (二)价值学派 近年来，价值学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批判修正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该学派积极参与经济危机的根源、发生机制、传导机制及其发展趋势的讨论，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是否仍维持下降趋势、此次经济危机是否肇源于利润率长期下降这一问题的争论，取得了可贵的成果。 价值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安瓦尔·谢赫、安德鲁·克里曼等学者，其主要观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安瓦尔·谢赫批判了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邓肯·弗利和法国经济学家吉尔达·迪梅尼尔提出的用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MELT)来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新解释，认为价值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就被颠倒了。谢赫论证了抽象劳动的概念不是一种精神的概括，而是真实的社会过程即劳动过程在思想上的反映，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中渗透了商品关系。因为“当人类劳动被引向商品生产时，抽象劳动是人类劳动获得的性质”，所以，在商品生产中，劳动“从一开始就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第二，建立“分期单一系统解释”理论。克林曼与英国格林威治大学商学院教授阿伦·弗里曼等人撰写《价值论争新进展与经济学基础》一书，在对各种价值论争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建立了近20年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颇有影响的“分期单一系统解释”(TSSI)，并试图利用该体系解决马克思经济学中存在的一些马克思未曾解决的问题。第三，运用利润率解释的下降趋势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较于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谢赫更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以利润率为主要动力，当前的危机是一场“被延缓或转化为虚假繁荣的结构性危机”。谢赫通过艰苦的实证研究分析了“过度竞争”与利润率的关系，认为很少有证据能够表明“过度竞争”对相关价格产生了任何影响，它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均与利润率无关，持续的“产能过剩”也不能解释利润率的长期下降。他还论述了工资与利润的关系，批评了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的“按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并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一步衰退，安德鲁·克林曼认为其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而引起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所揭示的道理。第四，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紧密相联。安瓦尔·谢赫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关于经济危机与再生产紧密联系的三种基本分析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资本主义能够实现自我再生产。第二种思路与第一种思路相反，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无法自我扩张。资本主义只有在保持增长的条件下才能生存。但要维持增长，它需要一些外部需求来源，如来自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这表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最终会由体系外的因素所调节，资本主义体系的限制来自外部。第三种思路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实现自我扩张，但资本积累的过程加深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在内部。谢赫认为，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平均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的规律进行解释。谢赫进一步分析道，资本主义积累是由利润驱动的，但是，资本积累会使利润率呈下降趋势。利润率的下降意味着积累率的降低及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张、工人阶级规模和力量的壮大。 价值学派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开展研究，积极参与劳动价值论的争鸣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利润率变化趋势及利润率与当前危机的关系进行了一些理论阐发与学术争鸣，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谢赫的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经济关系都深深打上了资本烙印，从这个视角理解工资水平和利润率的关系，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再如，关于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探讨，使我们深入地了解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的变化情况。当然，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变化趋势的争论仍有待深化;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对于当前危机的根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也待拓展。此外，克林曼在《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一书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能够解释此次危机，越是关注利润率的变化，就越能理解此次经济危机的期限和深度。 (三)阶级分析学派 伴随着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近些年来也有长足的发展，成果颇丰。在当代美国，阶级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大卫·哈维、邓肯·弗利、大卫·科茨、大卫·莱布曼、埃里克·奥林·赖特等。 该学派的主要研究内容有：第一，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科茨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六个重要特征，第一个便是“历史规定性”。他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和社会随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式，它的目标就是要分析、解释和评价实际存在的、曾经存在的以及可能存在的制度，如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试图提出经济活动的一般理论解释。”莱伯曼也提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应当“以真正的长期性的和结构性的方式来思考其任务，而不是限于作出一系列的紧急回应”，他批评了柯亨在1978年出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所强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并提出应重视人类意识及其“意图”对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复杂作用，以确定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第二，强调阶级的分析方法。在危机爆发之前的2005年，哈维便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试图从阶级力量的变化角度重新解释“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造成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影响。哈维在著作中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涉及全球的地理问题，而且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历了“空间修整”的过程，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与阶级矛盾转嫁到国外市场。赖特在1979年出版的《阶级、危机和国家》一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即阶级是由生产领域中的社会关系来决定的。同时他赞同马克思的基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形成的剥削关系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除了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因素以外(他称此为资本资产)，他又发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类方法，提出另外两个造成剥削的因素：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在《阶级》一书中，赖特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概念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重建。《阶级》为阶级的抽象结构概念和对特定历史环境中阶级角色的描述之间的断裂搭起了一座桥梁。它将剥削概念恢复为阶级分析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它既容纳了中间阶级的经验复杂性，也涵盖了国家社会主义阶级结构的存在性。第三，提出新帝国主义理论。大卫•哈维于2003年出版《新帝国主义》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了美国的超级大国之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多重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夺性积累以及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等问题。第四，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探讨资本主义的未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危机只能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指出，许多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成为了剩余资本的“接收器”，从而进入资本流通的体系，而“国债”的偿还，则使得资本输出国(债权国)成功规避资本的贬值，而风险完全转嫁到接收国(债务国)身上。科茨通过分析2008年美国的实体产业危机，指出美国经济正经历更为广泛的结构危机，这一危机似乎标志着新自由资本主义促进盈利和积累能力的终结。 阶级分析学派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大量历史事实和数据对经济现象进行辩证地分析，使得他们理论的可信度较高、说理性强。赖特从一元的阶级划分标准(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转向三元的划分标准(生产资料资产、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并提出剥削根源于关键性生产资产的垄断化的观点，虽然吸收了很多新韦伯学派的理论，但是因为他坚持马克思原有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分是最基本的阶级划分这个观点，所以赖特的理论仍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阶级分析法。值得一提的是，阶级学派经济学家活跃于国际舞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科茨教授担任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任会长的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参与组织该学会的年度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术论坛，并担任《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副主编。莱布曼教授主编的《自然与社会》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刊物，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的宣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多元决定学派 从1975年起，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沃尔夫和斯蒂芬·雷斯尼克共同参与到一项旨在反思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集体研究中，致力于用一种新方法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其中心内容之一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新的解读。沃尔夫在2007年发表《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的新解读》一文，奠定了多元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术地位。 该学派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用“多元决定”取代“辩证法”一词分析社会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的相互作用。该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主要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分析。因此，“经济学”涵盖所有社会形态内包括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分配的循环过程。“非经济”则指其他所有构成“社会”整体的循环过程。该学派将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视为“多元决定”，并用“多元决定”取代“辩证法”一词分析社会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的相互作用。第二，分析多元决定论与循环。多元决定论认为，社会层面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相生相成，并不认为经济对非经济因素起优先决定作用。多元决定否定了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认为社会整体内各因素、各部分都是由其他因素或部分的合力“构成”(也可称之为创造)的。任何事物都不能独立于社会其他因素而独立存在，或是其他社会因素的成因，正是由于社会其他因素才构成社会存在。多元决定意味着每一个社会因素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在构成(也可称为引发)其他社会因素的过程中，每一个社会因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该学派认为，经济是由自然、政治及文化等社会层面所决定的，它受这些多元决定因素在各个方面的影响与推动。多元决定论认为社会现象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为了突出强调社会形态中各种现象的不断变化，该学派认为永远处于运动的状态为“循环”，循环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理论的基本元素。第三，阶级循环。该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形态的分析通常始于对阶级循环以及构成社会阶级结构的探究。在此基础上分析社会阶级结构是如何在其他非阶级循环的多元决定作用下构成社会结构。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深入探索阶级循环如何参与到对社会其他非阶级循环的多元决定过程中。因此，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切入研究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宗旨，核心就在于深入理解阶级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就如同新古典主义的个体本质论以及凯恩斯主义下的社会结构概念和心理倾向作用。每个理论都从自己的研究切入点出发，探究经济如何在社会形态下运转以及与其他社会方面进行相互作用。 多元决定学派的研究从两个切入点展开：一是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该学派认为，因果关系的多元决定论与新古典主义，因果关系特征的还原论的理论和凯恩斯经济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二是阶级的概念及其对应的社会政治动机。该学派认为，阶级的形成和社会政治动机能帮助我们理解很多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而这些，很多都社会学家所忽略了。具体地说，他们强调社会剩余劳动力的生产，分配和再生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如果对阶级形成和社会政治联盟的认识不足，很可能会影响到社会变革的政策和方案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该学派认为，阶级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多元决定学派以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和分配的独特理论为核心，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聚焦于阶级(作为剩余价值的社会组织)，以此来真正理解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重新解读《资本论》并且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美国已经形成一种趋势。 (五)新左派 新左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的主流中，之后得到发展和完善。新左派运动萌芽于50年代后期的美国黑人和学生政治运动，作为独特的社会活动始于60年代，以大学生为主体，对美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掀起了一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革命。当时的主要思想家包括赖特·米尔斯、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埃里奇·弗罗姆等。 在美国当代，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有大卫·戈登、萨缪尔·鲍尔斯、托马斯·韦斯科夫、米切尔·瑞奇等。其主要观点如下：第一，提出了社会权力结构关系影响经济均衡的理论。针对二战后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基础上的现实以及资本主义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的新情况，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社会权力结构关系影响经济均衡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源配置问题的实质是由其经济关系本身造成的，劳资关系、劳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以及劳动过程中权力的配置对经济均衡具有重要影响。戈登认为，企业劳动关系状况，不仅对劳动生产率，而且对资本生产率、滞胀和就业等宏观经济状况都有重要影响。第二，分析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新左派认为，为建立“参与民主制”就必须建立起一个个与现行社会制度相平行，但又有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准则和方式的微型社会结构，即所谓“平行社区”。新左派主张通过民主的社会主义达到经济平等，并进而实行激进的社会平等，变革是使人们从一切非人性的压抑下解放出来的方式。韦斯科夫在《以企业为基础的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一书中倡导独具特色 “以民主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或“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戈登也在1983年《走过荒原：面对经济衰退的替代性民主选择》阐明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鲍尔斯在1987年出版的《民主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认识到了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认为自由民主在原则上与资本主义是相抵触的，因为它允许话语与实践从一种“人权”范畴“转化”为另外一种“财产权”范畴。韦斯科夫把自己所倡导的独具特色的模式称之为“以民主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或“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企业必须实行民主自治的，给予每一个成年公民以平等的对所有企业生产性资本收益的索取权利以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政府通过控制资本构成的总体比率和方式等办法来影响企业的决策， 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由于资本所有权分散、较大程度的总体收入分配平等和工人自治制度而在效率方面具有总体优势。第三，重视阶级、种族、性别、民族等因素的分析。鲍尔斯与金蒂斯在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一书中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强调教育对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起的作用，认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阶级矛盾关系的反映。瑞奇在1981年出版的《种族不平等》一书中对美国历史上不同地区及不同行业的收入情况进行比较之后指出，种族关系越紧张、种族歧视越严重的地区和行业，白人工人的收入就越少;而种族关系相对和谐的地区与部门，白人工人的收入就越高。由此看来，无论是有色人种还是白人工人，他们都将从种族主义的消除和种族关系的改善中得到收益。第四，创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由大卫•戈登、理查德•爱德华兹、迈克尔•瑞奇三位学者于1982年首先正式提出，如今在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派生。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鲍尔斯、戈登和韦斯科夫提出了一个激进政策，强调必须形成一种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以大大增强劳动人民反对法人资本的力量。虽然对潜在的、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动力，它只表现一种动员手段，但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平民主义的方案。 美国“新左派”运动的主体是大学校园内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由此它又称为“校园马克思主义”、“左派学院马克思主义”或“北美马克思主义运动”。这一激进运动涉及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基本领域，这些领域的教师和学生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本学科的正统理论进行审视、批判和反思。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间阶层对富裕社会和福利国家的妥协主义态度遭到冲击，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并使许多人对现存制度产生了怀疑。但是，该学派从企业权力结构的观点来解决“正统”经济学的“个人偏好”，特别是从劳动过程中劳资利益冲突和权力博弈的角度来说明资本家权力的来源，揭示出资本主义资源配置的实质，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资源配置的思想。 (六)分析学派 源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80年代获得迅速发展的分析学派，是20世纪初以来流行于英美地区的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结合的产物。该学派运用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型分析等手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命题分析和方法论等多种角度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重构，试图为其确立“微观基础”。 该学派的在当代美国的代表人物有约翰·罗默、埃里克·奥林·赖特和乔恩·埃尔斯特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方法上，运用分析哲学、数理分析、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等观点分析马克思主义著作，拒斥辩证法。分析学派主张运用广泛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基础主义与均衡分析的框架来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很多经典问题，因此这一学派又被称为“新古典马克思主义”学派。罗默在198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对当时流行的机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解释模式进行猛烈批判，认为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埃尔斯特在《理解马克思》等一系列著作中主要运用社会科学哲学和理性选择理论，并从行为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埃尔斯特并没有一般地去“反对”马克思乃至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致力于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分析性“重建”。埃尔斯特在《理解马克思》一书中首先说明和证明的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反面是方法论集体主义，它和黑格尔启示的两个其他方法——功能性解释和辩证演绎——密切相关。第二，研究范畴上，运用经验理论和规范理论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命题。如运用经验理论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等问题，运用规范理论研究包括异化、剥削等问题在内的公正和伦理理论。罗默在1982年出版的《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一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并构建一种私人所有权经济的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不仅使用了均衡的新古典模型和博弈论，而且把剥削和阶级归于代理人的不同的禀赋(以及他们的不同偏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一书中，罗默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对马克思的再生产与剥削理论进行了模型化的分析。赖特吸取了罗默有关财富、剥削和阶级相互关系的观点，也认为资源的不平等是剥削的存在及阶级划分的基础，但他对罗默的理论又加以修改和扩展，并形成了用四种财产类型划分不同社会形态下阶级形态的“罗默——赖特”阶级分析一般框架。第三，研究目标上，试图以决策者的理性行为推演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体系的命题。比如，罗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必须改写以适应社会的现实情况建立一个新的基础,因为马克思只是提出了原则,而无精细的说明。罗默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出路，可以克服苏联型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病，并以其公有制的优势获得比资本主义更多的社会平等。罗默讨论了关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三种类型的建议：“以工人管理企业的思想为基础的建议，保留传统的管理形式但考虑收入分配更平等的建议，以及不把改变财产权想象为新制度重要特征的建议。”罗默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是：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保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二是建立证券经济——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即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的成年居民，这种证券可以在市场上交换，但不能与货币相交换;三是企业利润平等地分配，劳动者可以凭借证券获得自己企业和其它企业的红利;四是计划体制通过差别利率对投资进行社会管理。但是，罗默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平均主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发端于英国和美国，主张应用分析哲学的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从总体上看，分析学派在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分析时，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观点，特别是分析哲学的、建立数理模型的、现代心理学的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观点起着重要的作用。该学派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如剥削理论、价值理论等，提出批评，但该学派还是声称马克思的许多分析都是正确的，并且可以用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论证。分析学派不仅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法观念，而且还拒斥原本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法思想。其独特的方法论，能够促进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为全面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体系和枷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同时，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研究，是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反思者的身份出现的，透过这一反思的方法论视角，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深刻理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引起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思考和建构。 三、辩证地看待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近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一是时代背景具有复杂性。作为一种反映时代潮流和特征的科学理论，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二是思想渊源具有多元性。由于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居于主流地位，使得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中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使其理论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这体现在一些研究成果中。例如，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其他流派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沟通”和“综合”，把马克思、斯拉法、后凯恩斯学派、现代制度学派，以及一些新古典的理论综合起来，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发展前景。三是立论基础具有一元性。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致力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和经济危机问题进行了分析批判，对对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探讨，并探讨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阶级力量，但其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一元性的特点。四是基本方法具有集成性。由于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处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包围之中，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与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取更多的“重构”、“重塑”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转变，同时在研究对象上，采取更为综合的思路，主张“总体的”、“分析的”等研究方向和方法。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借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个人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和心理分析、数理分析等，这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中较为明显。五是研究内容具有现实性。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注重向现实社会转向，强调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及探讨未来社会发展前景。同时，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方法更加多样、理论框架更加多元，从女性经济学到环境经济学，从生产中的政治到文化转型，从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到全球经济的趋同都进入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托布约尔·克努成曾说：“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认为，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压迫和不公正是造成人类悲惨命运的经济根源。它提供了一种理论和观念：只要夺回对于劳动果实的分配权，劳动者就可以克服人的异化。在一场革命性的改造中，人类必须废除旧的、奴役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重新安排生产和生活方式。”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并处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包围之中，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近些年来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我们应当在充分肯定它的成就时更要对它进行辩证的分析。一是继承性，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西方国家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二是创新性，各个学派能够坚持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并探索未来社会的经济理论体系，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反映了中下阶层的利益要求，对协调社会矛盾、推动西方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良起到了作用。三是修正性，有些成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但有的成果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夹杂着左派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和主张。四是批判性，各个学派在实践上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弊端，在理论上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说以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庸俗经济学说。五是局限性，由于西方左翼组织和左翼学者在资本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在理论认识上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使得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显得不够彻底。 注释： 1.程恩富、朱奎：《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脉络》，《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贝特尔·奥尔曼：《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十个新流派》，罗燕明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年第1期。 3.大卫·麦克莱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段忠桥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4.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课题组：《冷战结束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况(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5.李佃来：《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及其理论进展》，《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 6.[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7.[加]艾伦•弗里曼：《1881年以来的价值理论动态》，丁晓钦译，《海派经济学》2011年第3辑。 8.美]安瓦尔•谢克：《危机理论史简介(上)》，李连波译，《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0期。 9.[美]大卫·科茨：《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静宇、韩冬筠译，《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9期。 10.[美]大卫·莱伯曼：《资本主义、危机和重建：概念挖掘》，陈雪娟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2期。 11.[美]大卫·科茨：《论2008年投资和经济危机》，丁晓钦译，《海派经济学》2011年第3辑。 12.王卫、宁少林：《90年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述评》，《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0期。 13. [美]约翰•E•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译，重庆出版社19977年版，第46页。 14.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4期 欢迎关注“新大众哲学”微信公众号： 权威发布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出版资讯； 为读者提供第一手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研究文本； 分享国内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投稿邮箱：xindazhongzhexue@sina.com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学派及其观点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建立起以经济剩余概念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学派及其观点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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